《曖昧的存在》奠基在大量訪談臺灣錄像藝術家的研究基礎上，訪談研究不僅試圖理清臺灣年輕當代的發展樣貌與脈絡，同時，被整理出的在地認同情狀也會在與相似的外部發生連結關係時，交會、辯證出更真實的存在。

Ambiguous Being

Who is afraid of identity?

文∕蔡家臻

談及存在總是離不開對認同議題的探討，而如何定義認同的態度往往又關係著主體存在的方式。但誰需要認同？認同的真實∕現實 (reality) 又是什麼？甚至，認同的議題是不是一個障眼法，遮掩了我們面對真實∕現實的恐懼？

對我而言，認同是無法用單向度的線性邏輯來理解認識的，也就是說認同並非「是什麼」的絕對狀態，相反的，是透過「不是這個，不是那個」的相對性中而得以滌理出一種「『可能』是什麼」的存在真實。這麼說來，透過否定的相對關係來定位絕對位置的認同，其實是一種曖昧不明的存在狀態；你很難全然清楚地定義它，越是要為它定義出絕對位置反而越陷入糾結困惑中，它必須靠著相對於它的另一些事物才能定位它的座標。

▲從Taiwan內部開始的研究：

「我是誰？這一個簡單的問題，對臺灣人來說，卻從來沒有簡單的答案。特殊的歷史際遇，一個世紀以來，臺灣人在臺灣人、日本人、　中國人，三重身份中游離不定，糾纏不清。」－《好國好民（英譯：Dear Taiwan）》，2011年10月發行。

身份認同對臺灣而言，一直是個難以定論的問題。它不是一個敏感、不可談的議題，而是因為因民族主義與國家政治現實等意識形態的多方角力，總是將臺灣人的認同議題拉扯為一個歧義、曖昧、難以說釐清的問題。可以這樣說：臺灣的認同與定位問題，其實與中國大陸之間形成一個三角關係，看似敵對卻又曖昧的構成一種制衡關係，臺灣在國家政治上的認同完全卡在中國情結裡找不到出口，沒有人（尤其是國家領導者）能堅定的宣示獨立或統一的方向，只能在曖昧的政治語境中，迂迴的、試探性的透露一點立場。

但從日常生活現實的角度來看，有自己護照、有關稅、有自行運作的政府組織與國家架構的臺灣，不言自明的是個獨立的國家，而正因日常現實與政治現實被刻意切截開來討論，讓獨或統的國家政治角力問題，大到足以蓋稱所有關於臺灣認同的問題。簡化的二元對立觀拉扯、遮蔽了多元存在的現實，這正是造成曖昧的存在的主因。

因此在這一次的策展研究計劃中，我將從五個部分來談臺灣現下的種種政治現實情境與創作發展之間的關係：焦躁不安的主體存在、土地與歷史的謎霧、在地現實萬花筒、現象與意識的相映照、諷∕思西學

1. 不安扭曲的主體，以及躁慮惶恐的存在
語義不清的國家存在狀態（到底是不是一個國家？我覺得是，為何他們總說不是？），直接影響了個體對於存在的不確定性感知，這一感知經常地反應在創作表現上，在臺灣的當代藝術發展中，有相當數量的藝術家們總是一再一再地創作出探究個體存在狀態的作品，例如黃博志在掃描機上一張一張掃描出自己蜷曲的身軀的《自畫像二號》；或是郭奕臣把無線錄影監視器裝置於氦氣氣球上施放，並將同步接其畫面的的《失訊》一作，隱喻個人主體與整體存在之連結失訊狀態；再如，蘇匯宇的《槍下非亡魂》固然諷喻娛樂影像的剪接操作效果，但個體自爆的影像卻是一則更有力的隱喻：個人不僅在當今種種娛樂影像堆疊中死亡，也在種種政治操作語義的影像世界中消亡不在；相對的，朱駿騰《生命的節奏》以影像的後製剪接，操作一則死而復生的寓言，再者如鄧兆旻的《美國夢》自我宣誓成為美國公民，遙想成為另一個美好的烏托邦的存在「消亡」、「重生」、「成為他者」可以說彰顯了我們潛意識裡對曖昧不明的存在的逃避；王鼎瞱的《21公克》則是試圖經由靈與肉的辯證，回到存在的本質狀態中。單件看這一類的作品，固然有種創作者浸溺在某種類政治頓挫 (political frustration) 的語境中 ，但現今更值得思考的是，哪裡是個體存在頓挫的出口？牛俊強的《Even they never meet》透過與外部他者的對話方式，是不是一種可以撥雲見霧，照見現實的可能途徑？！

2. 土地與歷史的謎霧
而國家政治上的獨立或統一問題，在另一個層面來說是關於民族現實的，早年臺灣國民黨談收復中國大陸失土統一中國，或者現在中國大陸談兩岸統一，立基點完全是（漢人的）民族主義，在這樣的意識形態中，臺灣不僅失語，也失意。但在我認為，認同能真的有所作用乃是要面對當下的站立處，也就是生長所在的這一塊土地與其歷史與文化，而不是一個已經不再擁有的過去。

許家維透組構有歷史意義的造船廠，與將凋零、受過日本教育的祖母而成的敘事作品《和平島》，試圖反映「地方及其認同如何根著於歷史，國族政府熱衷於將認同感根植於國族來自何方，以及前往何處的歷史故事」；許哲瑜的動畫作品《1970年11月11日》透過虛擬的無人稱主角，回溯過往那個他不曾參與、至今仍曖昧掠過不多談的戒嚴年代；同樣試圖梳理存在與歷史脈絡的還有杜珮詩的《玉山迷蹤之五－從米歇爾‧傅科到我們的美好未來》，藝術家透過拼剪各種史料、網路資訊、經典名著中的知識圖像與歷史文本影像，組成了一個具個人風格的虛構敘事主體—臺灣的殖民史。結合這些影像碎屑以形成歷史敘事，藝術家試圖傳達一項訊息：歷史是知識切片總和後的虛構。

而范曉嵐拍攝於臺灣東海岸的《項鍊灣》，以類似告白或訴說的形式呈現著微小卻堅定的意志，以海岸、自然以及女性的化身為背景，並藉此透露當地因為不同族群文化與經濟差異所引發出的長期土地問題。透過影像與文字（語言）之間的結合、指涉，凸顯著關於土地認同的政治性；至於林冠名《未知的海域》這件作品，是藝術家在環島時，沿路拍攝了許多臺灣的海岸風景，他將這些各地景觀的元素拆解拼組，重組成了另一幅海岸景緻，這相似卻又不是臺灣某一處海域的影像，企圖去呈現一幕幕映入眼簾，圍繞著我們所「在」的某一刻某一地。

3. 在地現實萬花筒
社會當下的變動現實，也是許多藝術家關心的取向，那不僅僅只是議題式的關懷，而是以相當深刻的方式的衝擊到日常生活，促使得藝術家們不得不面對改變，並提出自己的觀看態度與影像美學。陳依純的《再見小工廠》便是自家中的小工廠，在後現代全球化以及金融風暴的浪潮下，應聲倒閉，使得她不得不開始面對、思索：這些在經濟鏈上最底層，付出最多也是最遭受衝擊勞動族群。也從自家經驗出發的吳長蓉，《吃角子老虎機》便是以萬花筒的畫面，記錄了藝術家在自家經營的豬舍工作中很重要的各配種生產環節。

而吳其育的《一號與夠》是製作於福島核災之後，臺灣應運而生了反核遊行之後，藝術家開始省思核電廠與環境的關係；蘇育賢《塑膠人》一作，深入社會底層，挖掘並再現了這些社會底層另一種聲音樣貌（資源回收場工作者、外籍漁船勞工樂團、流浪漢鼓手），更透過塑膠不只是塑膠，還可能是樂器的隱喻，指出這些社會底層者不該因為工作類別與身份地位而被斷定其價值。

4. 現象與意識的反映
單凱悌的《那就冰起來》蜷曲自己的身體以作為一件和食物共同存放在小吃攤的冰櫃中，被觀看、被取用的物品，史筱筠的《金銀島》乃是　真實的記錄發生在來自從越南與印尼卻滯留在臺灣的兩個女生身上，他們是人口販賣下的受害者。余政達《形容詞舞蹈》中透過舞蹈者動作演繹17個形容詞，暫時擺脫自身語言程度所限制的社會競爭力與溝通焦慮，重新斬獲交流的原始樂趣，甚至還有那幾分對於「表達自由」的熱切想望。劉圩《預知大牌的餘生》挑選了幾名在當代藝術圈中極富盛名的藝術家（本次展覽將揀選Tracey Emin、Matthew Barney 、Damien Hirst），一位藝術家配合一個算命師。由命理老師剖析他們的藝術生涯、個性、流年、婚姻關係、健康，將藝術家不一定真實的私密暴露出來，其中有可能觸碰到無法判定的準確情況與否。

意識總像一個攝影機的鏡頭那樣，照顯、反映著它所面對的種種現象與世界，而「現象」乃是所有事物全都成為相對於其所觀看的角度（或者注意力集中點何在）而顯現出來的意識圖象，所以說「現象」永遠是區域性的、相對性的、脈絡性的、關聯性的，完形性的。因此，這一部分將選擇單凱悌與史筱筠的作品反應社會中普遍對於女性、婚姻等的價值觀點，又在透過余政達與劉圩的作品呈現多數人如何定義生活方向的意識作用。當然，他們的作品指向絕對更多！

5. 嘲解西學
最後，選擇了幾件相當幽默的作品，來反應目前的世代如何反應∕反思對於藝術教育中強勢的西方美學與脈絡。張立人的《古典小電影》中一件一件脫去了古典肖像畫中女主角的外衣；謝牧岐的《牧岐與繪畫》不僅將繪畫作為一個主題化的對象：藝術代工與商品化，更是將繪畫藝術家本身打造成品牌化的偶像明星；蘇育賢的《深度穿越》以蠶和鍬型蟲諧擬了Mircea CantorMircea《Deepparture》作品中鹿與狼的關係。透過「剝除」、「影像化」以及「諧擬∕擬仿 (simulate)」等動作，反思歐美西方的藝術與自身、在地的脈絡發展關係。

▲與外部的連結關係，以及我的策展研究思考
《曖昧的存在》奠基在大量訪談臺灣錄像藝術家的研究基礎上（訪談研究至今仍在進行中），訪談研究不僅試圖理清臺灣年輕當代的發展樣貌與脈絡，同時，被整理出的在地認同情狀也會在與相似的外部發生連結關係時，交會、辯證出更真實的存在。換言之，在這策展實踐行動底下是對全球化與全球在地化的辯思，在邏輯上一個是「普遍的特殊化」，另一是「特殊的普遍化」，但全球化與全球在地化並非依循其各自的邏輯進行運作、對立的兩道系統，相反的，它們是互為辯證、相依而生的。

所以當我試著從訪談中提出認同的矛盾與衝突議題時，會警覺這不僅僅只是在地的問題，也是全球的議題，因此從過往的接觸及合作經驗中，與能夠論思認同這議題的德國柏林、以色列臺拉維夫討論合作的可能性。另外，在這次的展覽計畫中，城市精神是另一個主軸線，Daniel A. Bell與Avner de-Shalit合撰的《城市的精神：為什麼城市特質在全球化時代這麼重要？(THE SPIRIT OF CITIES: Why the Identity of a City Matters in a Global Age)》，提出以愛城主義取代過時的愛國主義，這更進一步闡明市民的自豪感如何抗衡全球化所帶來的同質傾向。全球化的同質性讓我們活出了一種曖昧的存在，在地的政經現實也總是填充了每一個個體曖昧存在的意義。所有價值結構在崩解的時代，存在變得渾沌不明之時，曖昧是促使我們必須定位認同與存在的意義關係，這不僅是這件計畫案的初衷，也是最終的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