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藝術－空間」的生產，以立方為例

成立於2010年，立方計劃空間開始進駐於台北公館夜市裡的一棟老舊公寓裡，這棟原先是歷經都市現代化過程而被淘汰的旅館，位於一個階級混雜、恍如數十年未來得及跟進時代轉變腳步的夜市裡。它的周遭就是一個濃縮版的台灣現代化過程「空間化」的展示：步行數百公尺，有百年前日本殖民時期所建的自來水供應廠，標記了台灣現代化、都市化的開始；往北幾百公尺的台灣大學，即日本殖民者設立的台北帝國大學，它是台灣現代高等教育的開始。在附近山丘上如今已規劃成為藝術村的寶藏巖，不過十幾年前，還是一個經過了五、六十年卻從未被合法化的佔居聚落，裡面曾居住過戰後自中國大陸撤守的老兵和其家屬、都市中的外移人口、不同階層的市井小民，然這個聚落在90年代末的仕紳化過程裡（亦經過多年抗爭），最終被市政府改建為現在眾所周知的「藝術文化園區」。
　　立方的成立，除了面對和重新理解在地的歷史與這段都市空間意義的改變、移轉過程，還期冀能以此循序漸進地展開與之相關的主題研究。這個空間雖是以藝術展演作為其實踐內容，它終將要回歸至對自身歷史發展的反觀：這其中包括對藝術生產的歷史性檢視，從而面對並以此發展出深植於在地經驗的世界觀。
　　如果位在台北的立方空間有其可被檢驗與討論的「藝術－空間」生產特性，或許在於它面對的長久以來的歷史與空間化問題，以及它們能否形成一種新的談論藝術生產目的的經緯？從更廣層面來看，從冷戰到新自由主義架構下的處境，各種可能的反思性生產，也起因於吾人共同處於各種歷史因素的影響力之下，欲於資本主義所製造的種種「廢棄」與「階序制度」中追求可能的自由與真正的差異。
　　台灣學者與行動主義者黃孫權曾在其發表演說「歷史即『診斷』」中開宗明義提到：「要談『藝術主體性』、『新自由主義』，若沒有將其空間化，便無從談起。」 。無疑地，他的看法正提供了當代文化生產如何重新理解自身實踐的方式。這同時也意味著當我們將藝術生產與它的外部連結起來之時，便無法不去意識到它與政治經濟的連動與影響，和它自身如何作為這個版圖中的局部的體現。近十年來，不少亞洲各地藝術空間（組織）的出現都帶有上述的高度自反性質，這並非巧合。我們可籍由它們各自殊異卻又相互補充的面貌，去思考今日的藝術－空間生產能以什麼方式穿越當下的文化政治，並以此作為我們重談「獨立」與「差異」的起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