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stgens’：一個草根的策展實驗場域

2004年Lostgens' Contemporary Art Space（失落世代當代藝術空間）草創初期，我們就將它定位在替代空間(Alternative space(註1) 的位置 ，當時候環顧馬來西亞的藝術生態，幾乎都是商業導向的畫廊，其餘的則是國家或企業單位在推動各自議程下的藝文空間。當時候唯一的藝術家自主空「Rumah Air Panas」（RAP、熱水湖屋）， 草根民間的藝術聲音沒有其位置，年輕一代的藝術工作者也欠缺展演的平臺。

　　深覺藝術環境不理想的情況下，我就開始和幾位馬來友族藝術家構思及策劃跨領域的藝術節的可能性。經過多方討論最後決定將想法付諸於實踐，我們將藝術節定名為「Notthatbalai Art Festival」（非那局藝術節， 註2) 。 以一個民辦的草根藝術節作為形象，提倡交流平臺、跨領域合作、社會連接及鼓勵創作自由。整個為期七天的藝術節包含了視覺藝術、表演藝術、獨立短片、詩歌朗誦、音樂表演及藝術工作坊等等。展演活動後的討論也成了藝術節的重點，討論的過程激起了很多藝術思考的火花。
「Notthatbalai Art Festival」在藝術圈子裡引起了許多討論及爭議，也面對經費來源的壓力，但無助阻大家繼續辦的決心。在2004、2005、2007年前後一共策劃了三屆的「Notthatbalai Art Festival」，也經歷了三種不同的策展方式。第一年的主題「進化的舞臺」全然接受任何作品，第二年「高電壓」（Kuasa Tinggi、Hight power）公開徵件及審核，第三年「Sama-sama」（大家一起來）則採取公開徵件及邀請的方式。歷屆的「Notthatbalai Art Festival」活動經費，都是來之于個人及藝術家朋友的籌措，和一些私人藝術單位小額的捐款，財政方面是相當的窘迫。但是，本著對藝術的熱誠，群策群力，將藝術節的構想付諸於實踐。

　　第三年的藝術節將原本7天的藝術節延長到14天，展場增加至六個分佈在吉隆坡(KL、Kuala Lumpur)幾個藝術空間。藝術節的擴張有幾個因素：一方面是參與的藝術家近200位，需要更多的展演場地；另一方面，當時2006年鄰國新加坡辦了第一屆的雙年展，當時參觀了雙年展的藝術節策展團隊受到了相當大的衝擊。大家抱著有何不可的想法，決定將藝術節的規模擴大，我們邀請了新加坡、西班牙及舊金山的策展人成為藝術節的特約策展人（guest curators)。我們也將部分藝術節展演活動延伸到街頭，同時也納入了社區藝術及素人畫家的展覽。

　　2007年「Notthatbalai Art Festival」結束後，策展團隊進行了深刻的檢討，策展團隊認為是參與藝術節的群眾雖然歷年都有不斷增長，但是參與者多屬於圈內人及小部分社會大眾，這點與我們當初想將藝術推到大眾的設定理想距離相當遙遠，同時藝術節也面對負債的問題。種種因素導致最後團隊議決暫時解散，但是繼續尋找其它藝術介入社會的方式。

　　其實早在2006年，經歷了1998年的金融風暴，馬來西亞的經濟開始復甦，首都吉隆坡的都市發展計畫蓬勃起來。大量的發展、私營化計畫，地方政府在也推行「零度非法屋計畫」，許多各族群獨立前的城市建立的拓荒者村莊遭受到逼遷(註3) ，也有許多古跡，如世界第二大的麻瘋病院等，都以發展之名在無聲無息或爭議聲中一一被拆除。社運、學運、保育份子開始與政府進行了各類的抗爭，基於對文化藝術的熱愛及自身文化歷史的認同，「Lostgens’」的部分成員對這些事情感受深刻，於是開始參與了搞社運朋友的行列，用藝術進行社會抗爭。當2007年「Notthatbalai」藝術節結束後，「Lostgens’」成員們也意識到社會變遷，同時也在思考作為一個藝術工作者如何和社會接軌，及尋找和這片土地的連接，甚至回應周圍所發生的事。

　　於是「Lostgens’」將工作方向調整到藝術介入社區的工作。相對藝術節或純粹的藝文活動，社區工作是多面向及複雜的，所要面對的不只是街坊而已，許多社區基本上龍蛇雜混，會館、幫派、政黨林立，如何在其中保持中立又可以進行所謂的藝術計畫，成了策展工作的重要功課。由於馬來西亞這之前沒有先例可循 (註4)，在整個跌跌撞撞的學習過程中才慢慢理出一些方向。我將社區藝術計畫定位為一個需要結合各方力量，具時間性及需要進行在地性歷史研究的一項策展計畫。從2009年開始「Lostgens’」就不同的老城鎮，歷史街區，進行各類型的社區藝術計畫。我們和在地的社團會館及大專院校生進行合作，進行社區口述歷史訪問、收集老照片、辦社區報、拍攝社區短片、繪製社人文地圖、繪測戰前老建築、製作社區建築模型、辦節慶遊行等，可以和社區活動。

　　對於如何展示口述歷史訪問所收集到的資料，我提出在社區開辦一間「民間歷史茶室」的構想，將展覽空間設定為一個可以和社區居民互動的裝置作品。我們在社區裡物色閒置的空間，然後將它用很草根的方式將它佈置成茶室或咖啡店（kopi tiam）的模式。通過口述歷史收集到的老照片、地圖、文獻、社區舊物件都一一展在「民間歷史茶室」的牆上或地上。由於，整個展場的設計以互動及有趣的方式布展，「民間歷史茶室」成了社區居民喜歡天南地北發表民聲，談論國家大事或所謂的個人英勇事蹟的地方，我們在展覽期間不斷的記錄他們的集體記憶，社區小故事及各行各業的動態及變遷。居民也會將家裡的舊物件帶來給我們做展覽，到了最後居民甚至也成了創作者，他們將物件隨著自己喜歡的方式佈置在展場，也可以看到居民為了某一些社區集體記憶的不同，而進行爭論，一些居民後來也成了展覽的導覽員。「民間歷史茶室」變成了一個有機形體，每一天都不斷的成長變動。 這是一件策展人提出概念，社區裡的民眾掌握了最終的創作權，參與一起完成的作品。

2011年，吉隆玻最老的社區兼華裔的聚集地「茨廠街」（Jalan Petaling）及「蘇丹街」（Jalan Sultan，註5） 爆發捷運（MRT）征地事件。政府祭出征地法令，企圖徵用34棟建築，然後挖掘地下捷運隧道，銜接即將在八達嶺山（Petaling Hill）建立118層樓的「118層獨立遺產大樓」（118 Heritage of Independence）。整個工程受波的建築多數於百年前的戰前歷史建築，包括了成立於1889年，吉隆玻第一間華人教會「福音堂」（Gospel Hall）、1920年落戶社區的藝術文化單位「人鏡慈善白話劇社」（Yan Keng Benevolent Dramatic Association）、吉隆坡「茨廠街」最後一家粵式茶樓「玉壺軒茶樓」（Restoran Yook Woo Hin）、及社區僅存的老相館「百代影社」（Pak Tai Photo Studio）。擬議在八達嶺山要建的「118層獨立遺產大樓」，也將影響馬來西亞第一座體育館「雪隆精武體育會」（Chin Woo Stadium）、馬來西亞歷史最悠久的華人私立中學「尊孔獨中」（Confucian Private Secondary School）、二戰結束時日軍遞交投降書的歷史現場「維多利亞學院」（Victoria Institution）、「國家體育館」（Stadium Negara）及「獨立體育館」（Merdeka Stadium）等等具歷史意義建築群。

　　於是我們成立了「茨廠街社區計畫」團隊，召集了藝術工作者、行動者、電臺DJ、在地會館、社區商家居民及建築師，展開了一系列長達兩年多的藝術抗爭行動。由於考慮到這是一個早期華人開發的社區，在捍衛的過程中可能會被標籤為華裔捍衛自己的文化遺產而反對國家發展 (註6)。於是，我就串聯了也曾面對發展逼遷問題的馬來村莊「Kampung Bandar Dalam」(註7) 及吉隆坡印度人的「鐵道村」(Kampung Railway，註8) ，一起捍衛大家的社區，也強化「茨廠街」及「蘇丹街」不只是屬於華裔，它是屬於全馬來西亞人的的文化遺產。

　　長達兩年多的抗爭中，我們通過口述歷史挖掘當地的歷史文化意義，然後用藝術的手法將它們呈現出來給大眾，成功激起社會民眾對於這個社區過去的情感連接及文化記憶。我們策劃人許多節日遊行如：在916馬來西亞日(Malaysia Day)慶祝中秋節、在農曆年十四辦「燈佑蘇丹街」（Light a Lantern Save Sultan Street）提醒民眾這或許是最後一個「蘇丹街」的新年、在吉隆坡日（Kuala Lumpur Day）辦吉隆坡頻危文化之旅、辦文化歷史宗教社區導覽、在「五腳基」（Five Foot Way）辦社區老照片展、三不五時的示威抗議行動、遊擊文化干擾行動(cultural jamming)、和其它的捍衛組織一起民辦「公共諮詢會議」(public consultation)。甚至混進「茨廠街」及「蘇丹街」業主與捷運公司在國會的辦的對話會，當面質問捷運公司對一些問題的回避，揭穿捷運發佈誤導民眾的資訊。由於，在馬來西亞以藝術策略來對抗發展硬道理，在此之前沒有明顯的例子，捷運當局被藝術家們搞得疲於應對，幾乎招架不住。

　　當時候，「蘇丹街」捷運風波也正處於隨時會舉行全國大選的階段，政府對於民間的聲音也特別敏感，當2012年2月我們意外的策劃了五千人佔領街頭的「燈佑蘇丹街」後，促使了首相回應這個課題，宣佈不會徵地及將頒佈「蘇丹街」文化遺產地位。可是當2013年的全國大選結束後，政府無法贏得三分二的優勢，政權也看似不穩，政府徵地的速度也加快了，逼使大部份業主在害怕失去產業的情況下，紛紛和捷運當局簽署共同協議書，暫時保住了產業。只有一棟具70多年歷史的「樂安茶室」（Hotel Lok An）拒決簽署，而被強制徵用。

　　當一切似乎塵埃落定後，「茨廠街社區計畫」也逐漸放緩核心成員也回到自己的日常崗位，而對於「Lostgens’」成員來說，這一切才剛剛開始，由於捷運及「118層獨立遺產大樓」的工程開展的經濟夾攻下，牽引了社區結構的變化，社區的衝擊將會逐漸顯見，社區歷史文化的流失也會加速。成員，們也一致認為過去兩年多一直都是處於備戰的狀態，社區工作相對的弱，於是決定將「Lostgens’」搬進「茨廠街社區計畫」原本使用的社區空間，該空間所處地是位於茨廠街社區範圍裡的戲院街（Jalan Panggung，註9） ，居高臨下，可以瞭望記錄捷運工地每一天的變化。

　　繼續耕耘、觀察及記錄社區的變化，同時推廣文化藝術活動，成了「Lostgens’」目前的工作方向，幾年下來我們策劃了國內外的藝術家進駐、藝文展覽、為在地會館整理文獻及辦展覽、開哲學課程、電影放映、社區導覽、各類藝術工作坊等等。由於「茨廠街」也是許多吉隆坡許多議題街頭示威的地點之一，每當有我們關心議題的抗爭活動，「Lostgens’」成了藝術家聚集討論及的製作上街道具的地點。而後來另外一個獨立空間「無限發掘」（Findars Art Space）搬來同一棟樓，也開啟了藝術空間之間的互相串聯及支援關係。

　　有一個實體空間就可以機動性的搞一點事情，用文化藝術來回應社會課題，「Lostgens’」成了我實踐社區及藝術策展理念的一個實驗場域。就如馬來西亞華教先賢林連玉先生（Lim Lian Geok ）所說的名言：「對付破壞最好的答覆就是建設(註10)。」
　　我願意相信他指的建設，就是文化藝術的建設。

註1: 馬來西亞的藝術生態基本上是由私人畫廊，國家畫廊及財團組成。對於所謂的「替代空間」，政府或藝術機構即不認可，也沒有提供任何補助。

註2:「Notthatbalai」藝術節的名字源至於對國家最高藝術機構即國家畫廊 （Balai Seni Lukis Negara）的不滿，「Balai」一詞在馬來文的意思是局或者機構，藝術圈如果說「Balai」指的就是國家畫廊。

註3:文中提的城市拓荒者是指，在1957馬來西亞獨立初期政府為了增加馬來人在城市的人口，而鼓勵馬來鄉村（Malay village）居民移居城市，一般上城市拓荒者都會以鄉村的模式來建造居所。許多城市村莊都位於高發展地帶，後來都成了土地掠奪的物件。

註4: 一般上大專院校都會通過執政政黨推行他們下鄉計畫，學生會被送到被鄉下家庭領養的社區，以下鄉服務宗旨，小部分也有畫壁畫。而以藝術為主導的社區藝術計畫則近幾年才開始盛行起來。

註5: 「茨廠街」的英文名字為「Petaling Street」，直譯就是「八達嶺街」。根據記載發展吉隆玻的華人甲必丹葉亞來（Kapitan YAP Ah Loy，『甲必丹』是英殖民政府委任的華裔行政長官）在1880年間曾在這一條街建一間木薯粉廠，雖然兩年後就倒閉，這裡的居民卻約定俗成的繼續叫它「茨廠街」，在早期的一些居民來往的書函也會發現被寫成「薯廠街」。而目前這個重要的歷史遺址已經變成公共廁所。「蘇丹街」（Sultan Street）是一條橫跨「茨廠街」的街道，「蘇丹街」的命名由來具體不可考，據說1880年代雪蘭莪火車路通車時，雪蘭莪蘇丹（Sultan of Selangor）搭乘火車來這裡住了一個晚上，為了紀念蘇丹的來訪，這條街就被命名蘇丹街。

註6:華裔在馬來西亞的地位時常會受到一些政客的挑釁，政客會利用華裔及印度同胞做為撈取政治資本的物件。這兩個族群一般上會被政客叫做「Pendatang」（外來者），如果對政策不滿就應該回去中國或印度。後來在進行口述歷史的時候，回相當注重老照片的收集，目的除了是保存文獻之外，也希望從中拼湊出華裔參與建國的圖像，證明華裔不只是外來者，而是建國的參與者。

註7: 「Kampung Bandar Dalam」（在城市裡的馬來村），位於吉隆玻城市邊緣，這裡的居民是在19世紀中葉，荷屬東印度（即今日的印尼）時期,從蘇門答臘移居來到這裡的米南佳保人（Minangkabau）後裔。2000年初，政府及發展商企圖在此村莊進行發展，遭到村民強烈反抗，最後無功而返，這是少數捍衛村莊成功的例子。

註8: 「鐵道村」（Kampung Railway），是19世紀末英殖民時期被帶來建造火車路的印度勞工所形成的村莊。2013年，鐵道村被大財團強行逼遷，整個村莊被拆毀。

註9: 因這裡曾經有一間大中華戲院而被命名為戲院街，1906年初辛亥革命成功前，孫文曾在該戲院發表演說，成功招募一批革命志士及經費支援當的中國革命。

註10: 林連玉（Lim Lian Geok）出生福建永春，在茨廠街社區裡的尊孔學校當了二十多年的教師，一生維護華文教育。獨立前提出華裔移民應該認同並效忠馬來亞（Malaya）及爭取公民權的概念及行動，同時爭取華文成為官方語言，周旋於殖民政府與馬來亞政府之間，力抗當局企圖消滅華文教育的政策，被評定為獨立前後最具影響力的人物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