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小搏大還是以卵擊石？台灣視覺藝術策展在國際藝術角力場中的策略

-----視覺藝術國際策展資源平台執行觀察與未來發展
面對日益瞬息萬變的國際環境，台灣視覺藝術發展對國際資源交流之需與時俱增，策展人與團隊所肩負的角色亦日益重要。「視覺藝術國際策展資源平台」從亞洲鄰近國家出發，進行相關資源勘查及策略評估；了解亞洲各國的當代藝術政策及相關組織和個人的發展，除藉此評估合適的交流策略，亦逐步為台灣於國際藝術社群中定位。

※以策展資源為首，建立國際連結
視覺藝術的國際交流工作，在過去的熟悉模式中，通常僅是將台灣藝術家送至國外進行展覽，並將外國藝術家的作品引入台灣展出。但隨著國際交流的普及化及日常化，僅止於此的交流已經無法滿足當下視覺藝術發展的需求。面對日益複雜、多元的國際交流環境，策展人或策展團隊所肩負的角色日益重要，策展人不僅肩負起將藝術家「帶出去」的責任，同時要磨合不同文化及行政體系之間的差異。除此之外，進行研究並提供觀點亦為策展人的一項重點工作。也因此，策展人出國研究或是外國策展人來台，所帶來的雖然不是立即性的效應，但卻遠超過個人對個人的關係聯結。好的研究者及策展人，可以聯結到整片塊面的完整體系，不僅促成更多藝術家之間的交流，同時也將不同的觀點引介給不同的國家及觀眾群。更有甚者，不少策展人背後皆有或大或小的機構及人脈網絡資源，而這些具體的資金、行政、展場及人才資源，正是構成視覺藝術發展所需的基本輔助條件。這也是為何要促成視覺藝術的國際聯結，必須要首重策展資源的連結：在此所指的策展資源，除了是策展人之間的聯結之外，更是包括研究者、獨立空間、美術館、基金會及政府文化部門之間的連結平台。

※國內策展領域之困境──囿於法規，難以網羅國際人才
至於其他國家又如何發展他們的策展平台呢？就國際策展領域而言，當代藝術的發展已經逐漸脫離以國家為代表的交流邏輯；直白來說，以單一國家作為「主題」的雜燴式聯展，已漸失其效應。一方面，歐美一線美術館首重個體藝術家的長期表現；另一方面，以策展領域來說，國際間則是更為重視「隱性」的影響力。而所謂隱性的影響力則包括了策展方法的輸出，以及海外資料和人材的取得。以日本國際交流基金會（Japan Foundation）為例，他們主動資助東南亞年輕策展人進行當地展覽的策畫，僅花費相對於日本國內展覽投資的少量經費，便獲取當地人才及藝術家的相關資料；除此之外，透過舉辦工作坊及參訪， Japan Foundation系統性的將日本的策展方法及觀點深植入東南亞的年輕策展人族群，並培養出一批極度友日的年輕人，而這些年輕人又是會影響到當地藝術圈的關鍵人物。除了Japan Foundation之外，德國的歌德學院也有這種直接贊助外國策展人發展的計畫。

※從台灣出發，建立亞洲策展聯結網絡
也因此，「視覺藝術國際策展資源平台」在最初階段，已對南韓、越南、菲律賓、馬來西亞等亞洲國家進行相關的資源勘查及策略評估；而本平台於未來亦會逐步的將研究勘查的對象擴及所有的鄰近亞洲國家。該研究內的主軸為逐步的了解亞洲各國的當代藝術政策及相關組織和個人的發展，並了解該國背後的政經、文化差異，藉此評估出台灣策展人及相關單位與該國接觸和交流的建議策略。舉例來說，南韓並無國際交流資金缺乏的問題，但卻較為缺乏年輕策展人的發展空間；台灣一方面可以注重與韓國藝術史領域的交流，亦可同時關注韓國年輕策展人的發展。從另一個角度來看，越南缺乏可平等交流的資金，但越南現正經歷劇烈的經濟成長期，相關的公立美術館開始期望可以提升自我的硬體標準及管理技術，台灣若是可以適時的扮演重要的角色，則可引介台灣的知識系統進入越南的美術館體系之中。當然，這些策略的制定要如何不淪為紙上談兵，配套的政策及資金將顯得十分重要。

相關的資源勘查僅依靠單一研究團隊，其力量是十分有限的。因此本平台一開始期望可以將美術館體制內的策展人送去國外的館舍進行交換，館舍派遣策展人出國研究在歐美日等國家已成常態，並且是美術館競爭力的重要來源之一，但在國內卻普遍缺乏相關概念。然而該構想依舊遭遇相關制度的限制及台灣館舍管理文化的阻礙，最終僅能邀請獨立策展人前往亞洲各重要館舍或雙年展進行專業駐館工作。所謂的專業駐館工作並非僅是單純的研究當地藝術發展，而是期望透過該機會和當地館舍建立堅實的聯結基礎，並同時了解當地的行政文化和管理文化，以及當地的典藏、學術、資金等資源。而這種對於「稜稜角角」的理解，才是未來磨合兩地藝術交流最重要的基礎功。

除此之外，我們更計畫主動和孟加拉達卡的相關組織合作，由對方邀請南亞及西亞地區的策展人及組織，而由我們主動邀請東北亞及東南亞地區的策展人及組織，選在兩大區域的中間點：孟加拉達卡，舉辦研討會和工作坊，藉此建立完整的亞洲策展聯結網絡。在此計畫中，我們正是在極有限的資源中積極運用台灣作為區域重要中介者的角色，來建立更大的資源分享平台。其基礎的概念便是：不要先問台灣可以從國際藝術社群中獲得什麼利益，而是要先問台灣究竟能為國際藝術社群帶來什麼具體的利益和價值？如此一來，我們才有機會理解台灣究竟可以在國際藝術社群中，扮演何種不可被取代的角色？

在未來，依舊有許多工作急待完成，本平台積極的舉辦工作坊及邀請亞洲關鍵策展人來訪，期望聚沙成塔，逐步的累積台灣於視覺藝術領域的國際網絡。然而往往最大的阻力便是來自台灣自身，除了保守且缺乏競爭力的法規章程和侷促的資金之外，台灣面對亞洲鄰國的主流刻板印象和藝術體系之外的公私機構在國際策略掌握上的僵化思維，也許才是一道更龐大的阻力。台灣視覺藝術領域之國際發展一方面缺乏先天條件，另外一方面往往還受外在政治劣勢從中打擊；在腹背受敵的現實中，我們所需要的，是精準且前衛的策略、活化的資金及法規空間，讓台灣仍具備一絲可以小博大的希望。

而國內則是礙於法規的限制，無法贊助外國籍的策展人；造就了在台灣留學畢業的優秀策展人無法從台灣獲得補助資源，反而是被Japan Foundation補助的冏例。除了上述兩個計畫性贊助外國策展人及機構的案例之外，新加坡在整體的對外策略則是將自身定位為區域代理人的角色。新加坡很早便意識到自身因為出於人口的限制，不可能產出太多的「國際級」藝術家，換言之，以「新加坡」作為題目的展覽在國際上，除非是出於外交上的利益交換需求，以專業來說，並沒有任何吸引人的條件。也因此，新加坡很早便將目標投射至整個東南亞地區，作為其藝術發展的腹地，透過新加坡的資源、專業管理技術及國際聯結能力，新加坡將東南亞藝術推向國際。而對於新加坡自身而言，新加坡藝術家、策展人及美術館，也得以透過「東南亞」，逐步的前進國際的各大重要舞台。這種透過投資外國人及外國機構，而使得自身得以間接獲利的思維，在台灣的文化政策中，普遍嚴重缺乏。

台灣的處境和新加坡極為類似，因此新加坡的案例很適合台灣參考。然而現實條件是，不論是國內法規、制度，以及現有的資金，我們目前所能做到的，便是進行相關條件的探勘及研究，提出相對應的策略，並靜待未來能有類似上述例子的資金或制度逐步到位，以便讓這些策略可以落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