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台灣真的出現了所謂的國際／南向藝術策略

〈國家文化戰略〉務實的自我形塑系統
筆者曾有幸教過一位來自大馬的年輕策展人李嘉霓（Lee Cheah Ni），她就如同大馬其他眾多的留學生一般，懷抱著留學夢來到台灣；也和其他大馬來台學習藝術的留學生一般，在畢業之後便苦於去留的抉擇，除此之外，這批留學生通常是無緣享受到台灣年輕藝術家長期仰賴的當代藝術獎項和公部門補助機制。所以當我知道她獲得日本國際交流協會（簡稱「Japan Foundation」）的補助，得以在檳城策畫社區藝術計畫「藝寫市跡」（Re:Engage: The People’s Court）時，一方面開心於這位新秀策展人終於獲得資源，另外一方面也開始焦慮台灣補助機制之閉塞。

日本南進政策的補助機制

李嘉霓所策展的計畫僅是Japan Foundation於2015年東南亞年輕策展人培育計畫的一小部分，Japan Foundation於當年在菲律賓、馬來西亞、泰國及印尼等四個國家，廣泛徵求當地年輕策展人，透過邀請日本資深策展人片岡真實（Kataoka Mami）及當地的資深策展人，以合作配對的方式於各國舉辦工作坊，藉此挑選出欲補助之年輕策展人。獲得補助的策展人除了獲得展覽及場館資源之外，更可以和其他國家的年輕策展人共同前往日本各大館舍進行精心安排的交流之旅。筆者原本以為這已經是Japan Foundation南向計畫的主要內容了，沒想到這僅是該單位準備的開胃小菜！

2017年，Japan Foundation將邀請四位東南亞資深策展人，於四座東南亞專業場館，配合七位潛力策展人於其他獨立空間，共11座城市舉辦11檔大小不一的展覽，而展覽的成果亦可回饋到預計於東京森美術館舉辦的超大型東南亞藝術家聯展。我們可以大方的在概念的層次批評日本的補助策略是為了當前右派政府的文化南進政策鋪路，但這些批評都無法掩飾台灣公補助機制在手段上的拙劣。如果我們連對待來台留學生都如此吝嗇，那更不用指望台灣能在亞洲扮演什麼積極的角色，也不需要指望台灣在下個20年，能有任何機會再培育出諸如蔡明亮、趙德胤等生於亞洲各地、卻於台灣成長茁壯的國際級創作者。

新加坡的東協文化策略

場景轉換到新加坡，這座不相信憐憫的南洋斯巴達，正以嚴格的執行效率一點一滴拼湊起其欲於亞洲所扮演的角色：從新加坡雙年展企圖成為東南亞區域最重要的當代藝術活動、藝術登陸新加坡（Art Stage Singapore）做為東南亞區域最重要的藝術交易平台，到國家美術館（National Gallery Singapore）做為統合東南亞美術史的唯一敘述生產機構。新加坡的每場藝術活動及館舍間的分工關係都被嚴格且精準的分配、執行、包裝，並透過行銷手段來落實其做為東南亞當代藝術樞紐的事實。除此之外，新加坡亦喜好善用其最為擅長的手段：開出無法拒絕的薪資，藉此讓東南亞各國的策展、研究菁英忘卻不能隨地抽菸的痛苦，欣然的成為新加坡東協文化策略的共同參與者。

筆者撰寫此文的目的，並非是為了介紹島外美好的參照樣板，事實上日本及新加坡的策略模式，都不完全適用於台灣的社會狀態、文化環境和組織結構。過去已有太多的經驗告知我們，單純的引用海外的模式而忽略本土的基礎條件，不但無法解決問題，反而使原本的問題複雜化。但筆者也憂心在現今的政治氛圍之下，普遍對於南向政策想像的淺薄化，讓南向政策的實際執行僅成為官僚消耗預算的報表數據，而實際的執行效益卻遠不如其他鄰近國家的一半。筆者認為，台灣最迫切需要的，是足以跨越不同層級、世代、媒材及不同需求的整體視覺藝術策略；換言之，不論是公單位還是民間，都需要開始想像整體的策略觀。

技術和知識輸出提供東南亞藝術發展／轉型的重要環節

台灣對東南亞及南亞地區的藝術交流，在台灣的全球藝術策略想像中（如果有了話），將扮演重要的試金石：如果台灣於該地理相對鄰近、交流成本相對低廉、文化相對親近的區域都無法扮演稱職且積極的主動角色；則其他關於台灣藝術國際化的討論，似乎都容易淪為緣木求魚。而當我們討論到台灣如何做為區域整合者的角色時，改變過去的視角將成為必要選項。比起一味追求可供學習的海外樣板，台灣反而應該思考自身的視覺藝術及社會發展環境，可以為亞洲區域帶來什麼樣的具體利益？而相比於日本、韓國、中國、新加坡及澳洲等國，我們又可以帶來或促成何種不同的價值觀呢？

「從我們要什麼？」轉化為「對方為何要我們？」將會是策略參照點上最基本的價值轉換。若我們試著自我摸索台灣藝術及社會環境的潛力，許多從務實層面開始建立的可行性，是有被開啟的可能性。舉例來說，台灣社會相較其他亞洲國家，幾乎沒有針對創作者的審查和干涉，若能積極促成台灣做為亞洲區域中「違禁作品」的發表、出版及流通平台，台灣即可在短期間內塑造出不同於其他亞太國家的交流策略和價值體系。除此之外，隱藏在藝術創作背後的藝術行政、美術館硬體設計、藝術出版、收藏周邊服務等軟、硬體資源和設備，將可扮演務實交流的要角。隨著東南亞近年來快速的經濟發展，許多老舊的美術館將有機會進行設備的更新，而尚待建造的美術館計畫則是逐年增加。台灣的藝術交流策略制定者及國內的美術館舍和機構，若能拋棄對於不同藝術發展情境的偏見，則即便和東南亞國家的官方樣板／政宣美術館交流，亦可從中找到共通的價值交換平台，並讓台灣的技術和知識輸出成為東南亞藝術發展／轉型的重要環節。

整合區域論述思想和藝術史研究生產

台灣未來若欲加深和東南亞及南亞的藝術交流，將不應侷限於個人的駐村交流、論壇和工作坊，這些項目是重要的基礎，但並非交流的全貌。然而現存的補助機制和公部門的預算消耗慣性，卻讓有心從事交流的民間個人及團體，不得不以上述項目做為主要的活動內容。若論及各項交流項目的急迫性，論述和思想的生產及藝術史的研究等學術領域之整合，將會比前述的活動企畫、軟硬體外銷和文化外交等項目更為迫切。筆者認為，台灣視覺藝術領域的論述深度及社會所提供的自由言論平台，本應讓台灣有充足的客觀條件來建構亞洲地區的思想及論述平台，但礙於內部主動性之不足，台灣藝術圈並未在亞洲完全發揮其潛力。也因此，關於如何在亞洲藝術史敘述中聯結台灣藝術發展的相關研究項目，就顯得相對重要（不論是落實為出版計畫還是策展計畫）。

這些內容也許相對冷僻，並偏離當代藝術核心活動的主流討論議題，但是卻對於亞洲各國如何跨越國別的侷限，進而進行集體的知識整合及創造，有著關鍵的位階。在以英文單語情境為主的東南亞美術史領域中，台灣的研究者若能積極的將已掌握的華、日語文獻整併進入現有的東南亞美術史論述之中，將會是台灣對於建構東南亞美術史最重要的貢獻。然而以教育部所主導的學院體系，若對於打破英語單一語境的學術獎勵制度（國際期刊、研討會）沒有進一步的討論空間和嘗試，我們則不可能在現存的學院規制內，進行大幅度的突破和創造。對於視覺藝術現階段的發展而言，學院是策展人及美術館管理者的重要輸出來源，若學院體制內的結構性改造無法被重視，則會直接影響到後端的成果。

人才的互輸與互通

除了上述對於學術及學院體制發展的策略建議，國際人才的移動性和國際人才的吸納，亦是台灣藝術環境長期以來缺乏討論的議題。除了在台灣留學及工作的藝術創作者是否有辦法獲得必要的補助資源和平等的外在發展條件之外，台灣的學院、機構、乃至於台灣的移民法規，是否有足夠的包容性，來拓展台灣吸納國際人才的能力？留學生的引介及吸納一向是拓展藝術交流最直接且最深層的管道，留學生帶來外在刺激的可能性，同時又將在台灣所完成的共同創造價值引介回國。以留學生做為策略的核心環節，除了是符合吸納國際人才這種市儈的理由之外，亦可將其做為一種具體的壓力，反過來逼迫台灣自身對於學院體制、藝術發展輔助和國際藝術交流政策等領域，進行省思和改造，並迫使自身於國際藝術發展環境中，制定出鮮明的定位。

在美好的烏托邦式想像中，藝術工作者居留簽證及移民政策的鬆綁將會是國際人才吸納的終極手段之一。然而要達成此客觀的目標，台灣的公部門還有非常漫長的路要走，畢竟台灣的公部門連補助外國人在外國從事對台灣藝術發展有利的藝術活動都非常困難了！最大的阻礙，往往來自於公部門及整體環境的僵化思維模式，而非執行面的技術難度。但也唯有透過積極的人才交流政策，才有可能增快及強化台灣藝術環境自我轉化、塑形的效率。

除了國外人才如何進駐台灣，國內的人才如何前往東南亞、南亞區域進行長期的研究和學習，將會是另一個重要的環節。訊息的吸收和整理一向是了解外界的基礎工作，台灣過去長期仰賴留學生做為輸入資訊的重要窗口，然而在面對缺乏台灣留學生的東南亞及南亞時，在地即時訊息的輸入和長期在地網絡的建立，將成為另一項尚待突破的工作。在無法仰賴官方駐外單位的現實條件下，如何另闢路徑，培養長駐當地的學生、研究者、策展人或藝術家，將會是個嚴肅的挑戰。外交駐外單位理應成為文化交流最堅持的後盾，但官方駐外系統普遍缺乏藝術領域的人才，於第一線進行交流工作的藝術工作者也往往不寄予太多期待；政府在現階段願意有誠意的解決台灣簽證申請繁瑣、困難、昂貴及耗時等問題，就已經算是幫上了大忙！

回到筆者開頭的論點，台灣和東南亞及南亞地區的交流，僅能視為台灣和國際間進行平等藝術交流的基礎。這顆地球上，有超過九成的國家和城市，是我們所極度陌生的區域，崛起中的東南亞和南亞僅是開端。未來還有更加陌生的中亞、西亞、東南歐、非洲及拉丁美洲等地的交流任務，等著我們去一一面對。屆時台灣勢必要重新摸索出一套更具備彈性和主動性的藝術發展策略，並藉此同時達成自我探索及形塑世界的雙重目的。

本文章轉載自《今藝術》第291期。